二十大后国企改革新亮点：弘扬企业家精神

来源：国资智库公众号

 

导 读

最近，企业家精神成为二十大期间议论的国企改革话题之一。弘扬企业家精神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连在一起，作为改革内容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精神形态，而将其纳入改革范畴，是深有意味的。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弘扬。他强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指明了方向，为企业战胜当前困难，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前进的动力。

一

营造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

的社会大环境

 

考究“企业家”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在1800年首次提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可以说就是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史、传承史、践行史和传播史。很多商业奇迹的背后，都能看到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从来是不缺乏的，缺乏的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当今，如何营造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大环境，是摆在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改革课题。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提出“建立完善区别于党政领导干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制”。其实是讲的国有企业家问题。这些包括“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市管干部”，他们由组织部门任免、管理与考核，行政化色彩浓厚，往往企业家精神不足。现在提出企业家精神，有点改革补短板、强弱项的味道。因此，弘扬企业家精神需要有新的步伐、新的动作、新的措施。

一个企业发展得好与坏，关键是看其能否始终秉持锐意改革的精神，而这其中企业家是关键因素。秉持改革精神，其实就是发扬企业家精神。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他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

二

国有企业家在推动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因素

 

在最近还有一个词，也突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企业核心竞争力被看成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衡量标准。其实，企业核心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反映或扩展，它体现的正是企业的创造与冒险，体现的正是企业的合作与进取。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巨大作用在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的魄力与能力的企业家那里得到集中体现。企业家在企业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受其重要影响，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价值创新等冒险活动只能由企业家自身承担。它同时也决定了企业的经营发展的兴衰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否形成。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其精神的鼓励下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性保障作用，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家自身保障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

资源、能力和制度的综合运用，再加上学习和创新，产生核心竞争力，但是当一个企业在资源、能力和制度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能够不依靠尖端技术、不依靠国际人才、不依靠国际资金实力，如何在虎狼成群的国际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何战胜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无数企业以亲身实践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重大意义。证实了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这个曾经的经济强国、美国曾经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依靠无与伦比的钢铁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培育出核心竞争力，成为世界的经济巨人。在步入经济低谷的逆境中，韬光养晦，等待转机，日本的许多企业值得我们学习，稻盛和夫，就是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代表。

 

同样地，不具备技术优势的华为，在2002年进入周期性的衰退后，任正非提出“在危机重重中，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功”，从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后，又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终于度过冬天迎来春天。

靠精神凝聚起来的企业人，才可能不折不扣、坚定不移的执行企业的每一个决策。依靠企业理念与企业家精神，不但构成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更成为企业的外部发展机遇。企业家的执着事业心、不停息的创新精神和模范合作精神通过其传递机制，发扬光大，最终缔造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为企业家提出了五点希望：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其中，爱国被排在了首位。在困难时期尤其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焕发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这就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任正非就是这样的一位在困难中奋斗的优秀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一个活跃的市场，土地、劳动者、资本等要素只有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中，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才会真正成为财富的源泉。企业家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国有企业家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因素，是整合要素资源的灵魂。企业家精神产生巨大作用在我们身上随处可见：一个企业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经理人员的更换使得企业避免倒闭的命运。

 

山东水发集团的王振钦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水发集团没有一分钱资金，只有一间办公室，由王振钦领着干起，到2017年以后，水发产业大规模走向全国，仅仅在新疆就发展棉花就流转400万亩土地。而且在收废钢铁、种地，这些国企不干，甚至干不好的民生领域，水发往往势如破竹。在最困难的时候，风险最大的时候，企业家必须勇挑重担、敢于负责，抓住企业利润增长点，找到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症结”，下定决心推改革。水发的高速高质成长，是由国有企业家的素质与能力所决定的。10年间，领导水发由一个亿变成1000多个亿，年收入连续五年翻番，由57个亿增长到770个亿。水发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水发人的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就是一种资源和竞争力。他们每到一地，带去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念和思路，留下的是一颗启蒙的种子。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是极为重要的稀缺元素。优秀企业在于优秀企业家，企业家的优秀在于精神。

很多案例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企业家精神依然缺乏生长的土壤。而这一切导致了我们的社会创业意识的缺乏，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加给企业家们的成本太大了。

 

三

 

其实，最近大家议论多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与企业家精神是联系非常密切的。当然，这里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国企与民企，国企当前尤其要强调。当下，如何去除束缚、厚培土壤，壮大企业家群体，点燃企业家精神，需要从以下方面着眼： 

第一，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给企业家以平等。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必须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出台更为宽松的政策和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给各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市场地位。培养企业家群体，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确保规则公平、稳定预期，让企业家对发展前景、社会大势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认清市场经济规律，从市场中选拔企业家。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完善之中，企业决策往往会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没有公平的选拔机制，真正熟悉市场的人才出不来。这不仅制约了企业科学决策、长远发展，也非常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在管住政府“有形之手”、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方面，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政府部门行为错位、越位及缺位，低效率的行政审批制度，不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等仍然存在，制约了企业家精神迸发活力。

第三，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家发挥作用。现代企业组织制度是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背景下，由此派生出来的公司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权能相互协调运转的制度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股东大会、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组织机构框架。激发企业家精神也需要继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第四，构建清、亲的政商关系，赋予企业家以精神正道。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要靠法治为市场经济护航。现实中，一些公权力深度介入经济领域，导致政商关系扭曲，潜规则横行。一些企业家根本无心思走正路，不是靠奋斗，不是靠创新，而是更多专注于与官员关系的维护。当前的反腐不仅为企业家期盼的法治经济“护驾”，也有利于营造正当、良好的政商关系，呵护企业家精神长期成长。

第五，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给企业家创业的“护身符”。产权制度是保障创新者权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也是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其投入创新、创业的“护身符”。激发企业家精神，要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合理合法地富起来。

第六，构建容错试错机制，增强企业家勇敢斗争的安全感。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理应得到市场和社会的回报。 当然，在企业家失败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宽容和鼓励，让他们卸下包袱、放开手脚，解除后顾之忧，真正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创新创业的大潮中去。枪打出头鸟的文化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束缚，这种劣根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真正的企业家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但做企业的人是分层次的，一种是资本家，就是赚钞票的，他的社会责任很淡，除了钱就是钱；一种是党政官员，以不出事为本，畏首畏尾，开拓往往不够。一种是区别于党政领导干部，也区别于资本家。真正的企业家，就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提出“区别于党政领导干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重视现代化企业，重视现代化的企业家。发展主体没有发展激情、没有积极性，实际上是发展不起来的。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了一个新的亮点，要把企业家这样一个敢冒风险、敢于创新的主体的积极性、信心激发出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是做好下阶段我国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政策、好机制、好制度出台，以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弘扬。

 

延伸阅读

Extending Reading

如何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本书既是写给学者的，也是写给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我希望我的经济学同行们读一读这本书，和我一起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纠正对市场的误解；政府官员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致命的自负’，多一些对市场的敬畏；企业家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高瞻远瞩。”

这是北大教授张维迎在其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序言结尾部分的一段话。而对一般读者来说，他相信只要认真读完这本书，也“会对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经济政策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评判”。

自1984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以来，过去38年里，“企业家”一直是张维迎的研究主题，他的大部分著作及论文里都有企业家的身影。

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不安现状、会主动去寻找机会的那一批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不变的，即那种“敢于冒险、不守常规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相当程度是天生的，但是后天能不能将其发挥出来是需要学习的。

从最初“企业家”还是个贬义词，到如今“企业家精神”写入中央文件，几十年间风云变幻。张维迎坦承自己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不论学者、官员、企业家还是普通人，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先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三、企业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

这也意味着主流经济学中的外部理论、反垄断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都需要改写，产业政策也失去了理论依据。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张维迎甚至将其研究结论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背离，比喻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差异。他认为自己构造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远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有说服力。

“用标准的经济学是理解不了企业家的。”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张维迎说：我研究企业家，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改进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是希望通过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让我们的产权制度、法律环境、文化氛围变得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

这本书主要关注四个问题：一、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做决策？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三、企业家是做什么的？四、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它既是张维迎对自己企业家研究历程的回顾，也是对过往几年企业家精神相关思路的梳理。

01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做决策？

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平庸的企业差距有多大？不会超过5%。这种差距究竟是什么？张维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

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他将其分为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类，我们简称为“硬知识”和“软知识”。后者是指没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比如非常主观、个人化的诀窍、直觉等，但它对决策非常重要，特别是创造性的决策。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就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一样。企业家主要靠软知识，管理者主要靠硬知识。不理解软知识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企业家精神。哈耶克甚至认为，正是对实践知识的藐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

如果能用数据预测出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者，甚至机器人即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任何可以通过统计模型做出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的职能，知识日常管理工作。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企业家弗雷德里克•图德将冰块从北方运到南方、最后成为“波士顿冰王”的商业故事，生动诠释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简单化、想象力、毅力和耐心。其他描述企业家精神的词汇还包括：冒险精神、好奇心、创新、自信、果断、偏执、有担当、不循规蹈矩、英雄主义等。

但研究企业家近40年，张维迎更想强调“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英特尔公司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不到退休年龄、尚未确认继任者人选时突然辞职，是因为自己在应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业务时决策失误，被认为是“英特尔史无前例的误判”。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他承认通过测算低估了苹果手机的产量，亲手扼杀了成为第一代iPhone处理器供应商的机会。

他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经济学和管理学中讲的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的科学决策，最优选择是唯一的；而企业家决策是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没有标准答案。

另一方面，企业家决策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对于真实世界的企业家来说，不仅资源、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不是给定的，甚至游戏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没有能力改变约束条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假设。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他们受到三个非金钱动机的驱使：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对创造性的享受。不然你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屡败屡战、有的早就财富自由了仍在打拼。

基于对“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的结论，张维迎因此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真实世界的企业家不是按照理性人决策模型做决策，那么“市场失灵”的理论就推导不出来，政府干预政策也就没有了理论基础；打垮垄断者的应该是新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反垄断部门；产业政策不仅不会奏效，还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

02为什么企业家容易成为“仇富”的对象？

消除对企业家的偏见，是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基础。

对商业活动的仇视与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也就是俗称的“仇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被封为贵族；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在底层，民间更有“无奸不商”的说法。不仅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会如此。

基于过往学者及自己的思考，张维迎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归因为两点：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嫉妒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但自己没有并且渴望有某种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发嫉妒的东西包括财富、名声、美貌、才能等等，它不同于羡慕，后者是自己想得到，而前者是希望别人失去，无论自己是否能够得到。

嫉妒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平均主义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产物，大家都一样，就谁都没有优越感。在这个世界上，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杀富”而不能“济贫”，因为已有的财富可以没收，但本可以创造的财富不可能没收。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它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得必然导致另一个人失，有人变富一定是有人变穷。如果社会是正和博弈，那么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富人并不会侵害穷人的利益，只要你努力就行。

现实中，一般人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能赚钱。他们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贸易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一定是既骗卖者又骗买者。

而经济学家对人们正确认识企业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人们的认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不仅不损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赚钱多少与道德无关，靠商业致富的人不再背负道德枷锁。

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如果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呢？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还需要用道德规范加以引导。

张维迎建议，在认知层面，一是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二是建立正确的市场理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因此经济学家有责任建立一个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理论，把知识的分散性和主观性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分散知识的有效利用当作经济的基本问题，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正”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样定义的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03什么样的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早在30多年前写《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时，张维迎还以为中国缺少企业家资源。现在回过头看，中国的问题是企业家资源被错误配置了，本来可以做企业家的人都去做官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转向了企业界。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历了四个大的浪潮：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企业家，虽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们非常具有冒险家精神；二是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潮，陈东升将这些企业家称为“92派”；三是世纪之交留学归国人员和有技术背景的人主导的创业潮，诸如百度、腾讯、新浪等企业均在此期间涌现；四是2010年之后更年轻的一代企业家在网约车、网络游戏、在线教育、外卖、短视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业。

但在任何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怎么能够确保真正具有这一才能的人经营企业，这就需要一种机制。在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张维迎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这是因为，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拿别人的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是别人的，那么势必有太多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混进这个队伍；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那他就会掂量一下：我究竟是自己去做企业呢，还是交给别人做更合适？而现实中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选择企业家的权力。

硬币的另一面，是资本所有者必须承担选错人、搞砸企业的风险，他们必须积极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并因此获得企业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而拿到风险投资的企业家，也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那么，政府能否替代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呢？在张维迎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按正确的程序做事。

其次，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资本所有人选错了人，也要自己承担风险。要让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角色时，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标准，但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关于保护权利和保护利益的区别，张维迎认为，创新离不开法治，而法治应该保护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利益。他特别想强调的是，保护利益的观念与创新不相容。因为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都会损害旧技术旧产品的利益。如果保护利益受损方，就必然妨碍创新的进程，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他最后提醒的一点是，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民间，而且要比过去40年大得多。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力量，企业家在化解价值观冲突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